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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工程承包項目面臨的主要風險

2018-08-07 來源:走出去服務港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的工程承包企業海外業務發展迅速,特別是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以來,國際工程承包的業務規模、合同額和營業收入以及利潤指標每年都在增長。但是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人文、宗教等各種復雜因素,使得工程承包項目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風險。國際工程承包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它的特點是風險貫穿著從項目投標開始、合同談判簽約到項目實施完成的整個過程中,時間持續越長,風險的因素也越大。因此,一定要對風險進行識別和防范。

政治風險

由于中國的承包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涉足的第三世界的落后國家較多,許多國家的政權不穩定,經常會發生政變和動亂的事件,使項目實施到一半而終止。當承包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會處于進退兩難的地步,而且持續的時間會很長,不但使承包商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更嚴重的會涉及到中方人員的人身安全。比如發生在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當時伊拉克占領了科威特,又被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趕回了本土,接下來又是長時間的聯合國制裁,到了2003年伊拉克又被美軍占領,長時間的戰爭令中國的承包商受到了重大損失。當時中國的企業在伊拉克有很多政府出資的項目,戰爭使得伊拉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無政府狀態,連業主也沒有了,合同也不復存在,許多項目做到一半因戰爭使得中國的承包商只能撤離,留下了許多施工設備和設施,后續的應收款全成了壞賬。二十多年過去了,事情根本沒有得到解決。最近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2011年的利比亞民眾起義,推翻了卡扎菲政府,在動亂期間,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為了保護中方人員的生命安全,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派出民航專機,動用中遠的貨輪等措施幫助中國企業撤退員工。但是中國的工程承包企業在利比亞的損失是巨大的。

政權的更迭是海外工程承包的很大的變數和風險。某些國家的政權改變,領導人的更換會推翻原政府的對外承諾或推翻原來對外簽訂的合同,造成中國承包商的經濟損失。對于經過長期策劃、談判而尚未施工的項目被叫停,會使承包商前期的努力和費用打水漂,而已開始實施的項目被中止則會使承包商承受更大損失。

有些國家的政黨還會將對外國投資和承包商的態度作為拉票的工具,以調動民意。2015年希臘新總理上臺后對原中國中遠集團獲得的希臘比雷埃夫港碼頭特許經營權項目重新評估,我國國家領導人和外交部也不得不出面予以關注。雖然該項目拖了一段時間又啟動了,但令中遠集團嚇出一身冷汗,可見項目策劃、投標和談判花費的精力和費用之大。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時期,中國在委內瑞拉有不少投資和承包工程項目,大部分在石油行業。在馬杜羅上臺后,因其執政手腕明顯軟弱,無法穩定局勢,中國公司的不少項目將面臨重大損失。

安全風險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到海外去承包工程,由于涉及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權不穩定,恐怖主義、宗教和民族沖突等造成了較大的安全風險。比如在南亞的一些國家,仍有塔利班和其他恐怖組織活動。東盟一些國家的宗教和民族主義沖突突出,某些地區時常發生武裝沖突,敲詐勒索的綁架案件也時有發生。西亞的一些國家目前仍處于戰爭狀態,安全風險最大,中國公司基本已全部撤出。除了恐怖主義造成的風險外,自然災害、流行疾病、以及特殊環境下的施工都會造成人身安全的隱患。發生了任何生命安全傷害事件都會給實施的工程項目帶來經濟損失,甚至停工而令項目無法進行,嚴重的將會無限期的終止合同。

技術風險

海外工程承包項目的技術風險主要體現在中國的技術設計標準不被所在國的業主和咨詢公司接受,造成了設計圖紙和文件沒有獲得批準,項目的進程受阻,造成工期脫期。由于承包商在合同談判和項目前期與業主和咨詢工程師沒有很好的溝通,或者沒有仔細查閱和理解合同中的相應規定,采取的應對措施不到位,不僅因設計標準和使用的規范影響到設計進展,對今后項目竣工后的驗收也會帶來麻煩。其次的技術風險表現在承包商的技術方案或施工工藝本身存在瑕疵,造成了局部的或整體的技術問題,使實施的工程發生問題,局部返工或項目完工后通不過監理工程師的按合同規定的各項驗收指標,造成工期脫期,被業主罰款而使項目發生虧損。這個問題發生在以成套設備為主的工業項目比較普遍,主要原因是:對基礎數據和條件研究分析不夠,并對于在國內并不成熟的工藝輸出國外,到了調試階段頻頻出問題,或某些指標達不到合同規定的要求,再經過設備的改造,反復的調試,最后盡管通過了驗收,但工期嚴重延誤被業主罰款。

合同管理風險

按國際慣例,合同是法律的唯一依據,國際工程承包業務中合同風險出現的幾率最高,一旦出現了合同糾紛,鑒定和處理都比國內的要復雜。有些風險是在投標階段和合同談判階段釀成的風險,如雙方所簽訂的合同條款明顯與國際通用的“菲迪克”合同條款有較大差異,合同條件模糊和界定不清,某些關鍵條款偏向業主,承包商在商務上和技術上承諾了難以做到和履行的條件,或者業主提出了不合理的過高的要求,造成了風險的隱患。中國企業在這方面有許多吃虧的案例,如中國聯合體在東歐承包的高速公路項目,由于急于求成,在報價很低的情況下,接受了業主的許多不合理的條件,最終項目被終止并撤出工地并造成了巨額虧損。

不可抗力造成的風險

國際通用的“菲迪克”合同條款中對不可抗力的定義為:

戰爭、敵對行為、叛亂、恐怖主義、革命、暴動、內戰、罷工、爆炸、放射性污染、自然災害等。

根據“菲迪克”合同17.3款規定,當發生上述可能的不可抗力,業主應承擔相應的風險責任,包括同意承包商竣工期的延長,對已竣工的工程量進行支付等賠償。但實際情況是,當不可抗力的事件發生后,業主確實受到了損失,但是在大部分情況下,承包商也難逃其難,有時會受到更大損失。比如,當發生了革命叛亂,業主和承包商的相關人員的生命財產都受到了威脅,有時工地也成了戰場,人員已全部撤離戰場,承包商已找不到索賠對象,而且持續的時間會很長。承包商的損失包括:可能發生的生命財產安全、施工設備和施工機具、已完成工程實物量的應收款以及已定貨的設備應付款等。即使是并不嚴重的不可抗力的事件發生造成的短時間停工,業主可能會同意工期的延長和直接的賠償,但是對承包商的間接損失很難界定,而在國際承包市場承包商一般處于弱勢地位,進一步的索賠很難實現。

保函的風險

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涉及的保函主要有投標保函、履約保函、預付款保函和質保期保函。在這四種保函中,履約保函的風險最大。按國際慣例,保函是整個國際工程承包合同的一部分,但保函有其特殊性,又獨立于合同,當保函的受益人(業主或承包商的上家)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只要向承包商提出保函的索賠,無需第三方判定,銀行必須按保函的承諾金額賠付。因此,保函又被稱為無條件的見單即付的支付行為。大部分的情況是承包商將項目做砸了而被沒收保函,但在實際操作中,某些政府或私人出資的項目在雙方合同發生糾紛而協商無果的情況下,業主就會提出保函的索賠,因此承包商在出具保函,特別是履約保函時必須慎重。

業主資金短缺造成的支付風險

國際工程承包的業務中最主要的條件之一是業主的資金必須落實。對于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出資的項目,資金是有保證的,但有些所在國政府和私人出資的項目有時會發資金短缺造成承包商的收款風險而蒙受損失。比較突出的問題在中東盛產石油的國家較多,如沙特阿拉伯用石油出口換取的大量外匯,投資建設了許多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中國的不少企業也參與了這些建設。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2016年開始油價大幅下跌,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財政收緊,有些正在建設中的項目被叫停或支付出現了問題,使中國的一些承包商遭受了損失。還有些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國家承包的一些私人企業的鋼鐵廠項目,也遇到過由于鋼材價格長期的下跌,造成了業主資金短缺而發生了支付問題,令承包商進退兩難,即使法律上維權成功,業主也拿不出錢。

匯兌風險

在國際承包行業,業主的支付一般使用外匯,主要是美元,當然也可以是大部分的外幣,一小部分的當地幣,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出資的項目,外幣為這些金融組織的貸款,當地幣為所在國政府的項目配套資金。但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許多國家的政府項目和私人項目習慣用當地幣來支付和結算。由于工程項目持續的時間較長,而這些國家的貨幣可能出現貶值,當項目完工后承包商拿到了大部分的項目款項而兌換成美元匯出時,發現因當地幣的貶值而使外匯資金大幅縮水,甚至因匯兌的變化而使項目虧損。

物流運輸帶來的風險

在海外工程項目實施中涉及到許多物流運輸的工作,成套設備為主的工程項目設備物資的貨運量很大,包括海運和二次陸運,運輸中如果發生意外事件,如設備損壞、遺失,船期脫班,內陸運輸時的貨車翻車等都會給項目的實施帶來不利影響,它不僅會因關鍵設備的損壞或延誤引起局部的停工,甚至影響到整個工期,盡管可以得到保險上的理賠,但間接損失是無法得到保險公司賠償的。如果由于物流運輸發生的風險而使工期嚴重脫期的話,將會被業主索賠,甚至被沒收保函和終止合同。

其他風險

其他的風險還包括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由于國際市場價格的上升帶來材料物資采購成本上升造成項目的虧損。盡管“菲迪克”合同條款中有因通脹引起的補款條款,但是由于業主項目預算的限止,往往在招標文件和合同中會取消該條款,由承包商在投標價中自行消化。假如在投標階段國際市場的各種設備、材料和物資價格較平穩,承包商為了中標,不可能預留太多的應對通脹的不可預見費,而到了實施階段,物價可能會發生大幅上漲的風險。中國公司曾在伊朗承包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吃過虧,導致項目收益的下降,甚至虧損。

勞動力的短缺也會造成項目實施的風險,中國某企業曾在承包俄羅斯的一個房建項目時,正遇冬季而又要對某個節點進行趕工。由于當地的法律對中國工人工作許可的限止,而當時又招不到足夠的當地勞工,只好暫停施工,造成了工期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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